随着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和2021年追加实施三孩政策，我国计划生育全面转向到鼓励生育。创富家庭因为较高的子女培养支付能力、比普通人更强的事业传承需求以及屡见不鲜的复杂婚姻关系，多子女的家庭结构越来越普遍。尤其是那些一开始以血缘、亲缘为纽带，后逐步衍生为群体文化产物的商帮地区，比如广东潮汕、福建泉州、浙江温州，一向有着“重男轻女”“超生地区”标签，即便在计划生育管理极为严苛的年代，仍然要追求“多子多福”。多子女家庭如果缺乏传承规划，仍然可能会有无人接班的窘境，还会因多人想接班而产生家族内斗。

经过一次又一次商业竞争，有事业可以向下传承的第一代企业家可谓大浪淘沙后的幸存者。从个人角度看是因为其特有的敬业、冒险和企业家精神，但从企业家的大群体来看，那些佼佼者还离不开大势和个人的些许运气，甚至当年下海经商都有些误打误撞的味道。如果说第一代企业家历经几十年不倒是小概率的随机事件，那么没有引导、培养和传承规划，他们的子女恰好还是做企业家，并还能在未来的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有事业可以传给第三代，真有点像炮弹重复落在同一个弹坑里，概率极小。

不是只有在中国的语境里才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熵增定律揭示了自然界从有序走向无序的不可逆规律，也向人类社会里那些试图追求某种永盛和长青的野心家提出了宿命论般的根本挑战。生活更舒适的下一代还会有父辈那种想改变个人命运、家庭经济和世界产业的创业激情吗？熵增定律不仅意味着企业家精神的代际递减，还表现为龙生九子、各个不同的同胞兄弟姐妹很难像小时候那样亲密无间。创富家族已经知晓一部分关于创富的天机，眼下还需要探索家族内代代熵减的传富奥秘。

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家庭制度和企业制度互相嵌入并高度耦合。家族是创业企业因为拥有财富而更具损失厌恶的情感共同体，企业是由家族控制试图实现家族梦想的事业共同体。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家族成员的分工与关系以及家族共享的愿景、使命和价值观，影响持股形式、管理权涉入、内控制度、创新投入、国际化战略、社会责任等一系列的企业制度。

父权制和诸子均分的文化传统下，父亲往往是企业的领袖，多个儿子各管一块。为了避免内耗，企业往往采用高水平的多元化，让孩子们都有自己施展拳脚的空间。有时候，女儿女婿都有相应的“领地”。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家族企业也是类似，他们对创富的兴趣远超政治，以更高的比例将利润投回企业，而不是浪费在过度消费、投资仕途方面。但即便如此，企业往往仍然面临众兄弟分家的结局。因此，家业越分越小，中小型家族企业最为常见。唯有抓住了时代的机遇、家族赓续接力又能实现几代人高水平的家族治理，才能看到长寿又紧密的华人家族财团。多见的情况是一旦长期掌权的老企业家过世，后人只有共享的商标和表面上的和气，实质是家族网络基础上高度的“诸侯自治”。因此，在西方国家，有不少企业从第一代到第四代会经历创始人控制、兄弟合作、堂表兄弟合作以及最终大家族合作的治理阶段，而在中国或者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经历了父辈的集权管理、兄弟的分块发展，最后会陷入分裂阶段。“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分裂后的兄弟企业“各自占山为王”，又开始了以自己为第一代的集权管理、又一代的兄弟分块发展……

美国社会学家汉密尔顿（Gary G. Hamilton）与比加特（Nicole Woolsey Biggart）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试图解释东亚经济的兴起。相比于日本以主银行为核心、内部法人交叉持股的财团（Keiretsu）以及韩国以创始家族股权链条控制下的财阀（Chaebol），他们发现中国台湾多见数量繁多的、以家族经营的中小企业，他们通过企业家的关系网络前向衔接供应商，后向链接客户。日本以家户为单位实行长子继承制，从而保证家业稳定，其他孩子自谋出路。而中国则是父系下的诸子均分，长子或多或少有尊长地位和家族“主祭祀”的权力，但财产分配权并无特殊，家产的可分割性使得兄弟平权下的分房析产和兄弟阋墙屡见不鲜，多次婚姻重组的家庭更容易“堡垒从内部攻破”。在《红楼梦》里，探春在抄检大观园之后，面对家族内部的纷争和混乱，对王善保家的说出了这番话：“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香港大学官文娜博士曾经基于同仁堂长寿秘诀的观察，揭示了中国家族企业传承中一个反常逻辑。同仁堂创始家族的《乐氏宗谱》显示，乐家从1669-1954年共传13代，平均每代仅1.8个男性继承人。她挑战了人丁兴旺即为家族繁荣的传统认知，她认为刻意控制家族规模可能比盲目扩张更有利于基业长青。尤其是中药炮制传统技艺需要单传制度保障，防止秘方扩散和品牌稀释。

构建抗周期、多维度、能合作、可迭代的家族人力资本体系，其核心不在于子女数量而是质量组合，最终实现家族人力资本能够统御事业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实现多维度财富的代际增值。一旦家人成了权力、声望、金钱等欲望的奴隶，家族就逐渐失去了长青的生命力。

多子女家庭享受人才红利，面临着教养阶段的高投入挑战。多数人认为创富家族的教养投入不会是“紧约束”。只有普通家庭因为孩子越多，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有所降低，使得教育投资有所减少。其实，在高收入家庭，多子女的教育投资稀释效用更明显。即便“钱不是问题”，父母的陪伴一定是稀缺资源。尤其是创业家庭的父母，陪伴子女的机会成本更高。连陪伴的时间都无法保证，只能打着“高质量陪伴”的名号安慰为人父为人母的自己。

有不少是早年适龄婚育之时，草创夫妻拥有的物质财富还不能给予孩子足够宽裕的经济条件，等到中年之时终于跻身为“成功人士”，在配偶已不具备怀孕条件的情况下，采用各种办法实现了数量惊人的生育。将女性子宫视为“生产要素”，不仅引发了伦理批判，而且绕过自然限制实现了异于常人的“基因突围”，激发了公众对“精英阶层垄断基因”的恐慌，加剧了社会撕裂。站在子女的角度看，父母生而不养，自己只是支撑他们成功人士标签的作秀道具，仅由金钱喂养长大，往往缺失之所以为人的生命意义。因为父母陪伴的“紧约束”，孩子们要么“雨露未沾”，要么厚此薄彼。争宠稍稍过头就是嫉妒，伤害会延续孩子一辈子。

多子女家庭享受人才红利，也面临建构有爱家庭的挑战。香港李锦记第三代掌门人李文达先生和李蔡美玲女士育有四子一女，家大业大，仍然说当年还生得太少。如若没有良好的治理与和睦的关系，是万万不会说这句话的。李氏第四代同胞五姐弟吸取了家族第二代和第三代曾经因内斗和分家导致企业濒临停业的教训，依托家族委员会和家族宪章，在家族和企业各有分工，各司其职，联手第五代谋划李锦记走向千年。五姐弟关系和谐也不是偶然的，李惠民于1956年出生，妹妹和弟弟分别是李美渝1957年、李惠雄1958年、李惠中1961年、李惠森1964年，他们当年是一个带着一个在人生地不熟的美国南加州上大学，在异国他乡互相依赖，使得同胞感情更紧密。

子女间良好的分工与协作，才能让多子女家庭享受人才红利。李锦记第四代同胞五姐弟所学专业分别是工商管理、食品、营销、化工还有金融。那些能够有较好合作的香港创富家族，子女们所学专业、岗位分工和性格特征往往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香港恒隆地产是由陈曾熙、陈曾焘兄弟俩联手发起，并经三代人努力成长为亚洲顶级地产公司。早年哥哥陈曾熙因为战乱中断了学业，少了一些思维上的框框，靠自学和商业实践敏锐捕捉掌握发展时机，主导战略扩张；弟弟陈曾焘接受了完整的西式教育，负责公司的具体运营，尤其擅长财务管理和工程管理，更注重规范化运营和公司的制度化建设。一个管外一个管内，一个战略一个执行，是兄弟合作常见的有效分工，再如荣德生、荣宗敬兄弟俩，冯国经、冯国纶兄弟俩。有意思的是，恒隆地产第一任主席陈曾熙去世后，将企业交给了弟弟陈曾焘。五年后，陈曾焘将权杖交还给哥哥陈曾熙的儿子陈启宗。相比有些香港豪门，陈氏家族极少卷入绯闻或争产风波。早年，陈启宗和弟弟陈乐宗的成长方向也是各有安排。陈乐宗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公共卫生博士。他的学术路径是从工程学本科到放射生物学硕士再到公共卫生博士，完美支撑了其后来在科技投资与健康产业的跨界事业，成为家族“科技+地产”双轨战略的关键推手。其主导的家族金融板块晨兴资本（Morningside Group）投资于小米、快手、寒武纪等公司业绩颇丰，赢得了与家族主营板块协同的良好口碑。

家庭制度和企业制度的高度耦合，还表现在企业发展也反过来推动家庭制度的演化。从宏观视角看，工业化和城镇化促使聚族而居的乡土中国逐渐解体，无论是乡镇企业主还是农民工大量进城，独门独户，带动了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从微观的角度看，家族企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女性的重要角色。太太或者未出嫁的女儿、已过门的儿媳往往负责财务、人事、行政等内部重要管理工作，女性还要花费主要精力将下一代培养成为高度自驱和忠于家族的接班一代，她们有更好的沟通能力、合作意识、更高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更强的耐心和韧性。即便从老企业家未来赡养的角度看，女儿给予的照料和精神抚慰更是具有性别优势。相对于低收入和中产家庭，富裕家庭对子女性别偏好尤为不明显，女儿至少一样重要。

随着女性的家庭地位不断提升，在部分农村地区，即便嫁出去的女儿也开始承担越来越多娘家父母的赡养责任。中国的亲子关系背后是存在互惠经济利益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并冠以“孝道”伦理观念。儿子的赡养多遵循“协商性责任”逻辑，具有功利交换色彩，女儿的行为遵循“积累性责任”逻辑，更多的是养育之恩和亲情，较少以公平交换为动机。数千年来，父母在规范系统下强调儿子的赡养责任，在资源上有显著的男孩偏好模式，自然削弱了女儿回报父母的动机。如今，父母财产分配和子女教育投入对女性的歧视明显缓解，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后独生女在赡养中自然承担赡养义务，进而不经意间开始了新的移风易俗，当长辈权威消解、孝亲文化式微，“养儿”没有能力“防老”的同时就有女儿更多参与赡养事务的补充。当然，不能完全杜绝重男轻女以及对女儿少投入却要她们多赡养导致对出嫁女性的剥削。多子女家庭个体的情感、责任、利益的碰撞较为复杂，当下呈现传统型和现代性并存的代际关系和同胞团结模式。

家庭是大家关于金钱、情感、精神、责任以及期许的交汇之地。每个家庭都有一种关于公平正义的微妙平衡，性别、排序、能力、贡献都在父母资源分配时的考虑范围之内。有的家庭奉行平均主义（Equality），不考虑个体差异，每个人都获得相同数量和质量的资源。手心手背都是肉，厚此薄彼容易招致嫉妒。有的家庭则是按需（Need）分配，强调爱的氛围，按照个体的需求给予满足。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看着是实现家庭整体福利最大化，但本质是倾向于弱者，容易演变为家庭内部的“劫富济贫”。还有的家庭强调应得原则（Meritocracy），所得要与贡献、投入、成本相一致。这种理解考虑到个人差异，强调每个人的投入与回报之比大致相等从而体现较高的激励效果，在市场经济思维逻辑占主导的社会成为越来越流行的分配方式。

人们对公正（Equity）的理解可能是立体的，上述原则都有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成分。在不同的语境和冲突下，人们还会见机选择合适的逻辑以证明自己决定的合法性。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往往高估自己并低估他人的贡献和投入。开诚布公的沟通以及共享关于公平的价值观，是实现家族有效治理的重要条件。

原生家庭的结构以及子女出生顺序，不仅仅影响子女的角色分工、性格养成以及家庭功能，还对传承布局产生持续的影响。同为一儿一女的家庭，有的是兄妹型，有的是姐弟型。一般来说，性别仍然是父母配置权利的重要因素，无论哥哥还是弟弟都更可能成为接班人。在兄妹型的家庭中，妹妹妹夫在哥哥接班的企业往往能够分到一杯羹；但是在姐弟型的家庭中，父母若绕过进入家族企业更早、在企业已经树大根深的女儿女婿，将主要企业控制权给到儿子，容易引发女儿的不满。从小以“血脉压制”方式对待弟弟的长姐，对董事长弟弟有心理上的优势，进而会阻碍姐弟合作。

由苏珊·蒂夫特和亚历克斯·琼斯合著的《报业帝国：纽约时报背后的家族传奇》详细讲述了《纽约时报》所有者奥克斯-苏兹伯格家族的历史和幕后故事。伊菲珍（1892—1990）是《纽约时报》家族第一代领导人阿道夫·奥克斯的唯一女儿，是家族承上启下的灵魂人物，类似于《红楼梦》里贾母这样的“老祖宗”。伊菲珍和丈夫有三个女儿玛丽安、露丝、朱迪斯和小儿子潘趣。夫妻对子女的管教非常严格，包括作息时间、礼仪规范等，而保姆和管家是这些规则的实际执行者。作为长女的玛丽安，性格倔强且富有领导力，常带领弟弟妹妹们反抗家庭纪律，因此姐弟从小关系紧密。长大后因权力分配、价值观差异有所疏远，但童年经历成为他们之间的特殊纽带，矛盾从没有公开化。玛丽安因其丈夫曾接任发行人职位而一度接近家族权力核心，但丈夫英年早逝，羽翼渐丰的弟弟最终接班，姐弟关系因此变得微妙。当年姐姐曾帮助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的弟弟逃避父亲的责罚，如今小弟成为报纸话事人，姐姐自然对权力有一种其他妹妹没有的失落感。

多子女家庭往往需要一位家族领袖作为黏结剂。伊菲珍就是这样的家族情感CEO，尽管总是身居幕后。她支持自己的丈夫而不是堂兄担任第二任发行人。在“奥克斯的使命”高于一切的驱动下，她曾经在很长时间里认为自己的小儿子潘趣不足以堪当大任，按照能力原则，先把女婿——玛丽安的丈夫扶上位。她要求子女以《纽约时报》的利益为先，必要时牺牲个人志向。在培养接班人方面，她规定要成长为发行人必须从基层记者或送稿员做起。她极少公开表扬子女，认为“责任”比“温情”更重要，导致子女成年后与她显得疏远。二女儿跟着自己丈夫去美国南部办其他的报纸，三女儿改学医学长期在纽约医院工作，不愿意直接参与报纸事务。伊菲珍与子女的关系是传统权威与个人意志的博弈。她成功将“专注严肃新闻”的取舍哲学传递给小儿子潘趣。她的影响力如此深远，以至于后世在重大决策时仍会追问“伊菲珍会怎么做？”她凭借个人权威将办报宗旨写入家族信托条款；她设计了A/B股的双重股权架构，家族可以凭借超级投票权影响报社，防止损害新闻独立性的情况发生。

中华文化传统下家庭价值观里有深刻的集体主义文化烙印。改革开放之初，一家人一个带一个地去闯去拼，犹如雨后春笋，以家庭亲属网络为基础的创业浪潮成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但是当下，个体原子化、家庭少子化以及社会老龄化在整个东亚较发达地区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中国的创富家庭很难不受影响。有时候父母亲让适龄的第二代结婚生子都未能如愿。对所有孩子职业生涯作出规划，并坚信孩子会按照父母设定的路径去成长，有时候是自信父母的一厢情愿。在西方国家，家庭成员之间本来就有距离感，保持着某种独立性。因此，在经济影响下的家庭制度变迁对中国的影响可能较西方更大。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威权式的强制规划还经常适得其反。

上述这种关于多子女家庭传承规划是功利主义驱动下为了事业和财富的保护与传递，将分家析产当作一种洪水猛兽予以预防。传承是下一代自愿守护上一代人的珍宝，更重要的是精神与力量的延续。可持续传承需要建立在爱、尊重与个体认同的基础上，也许“花开几朵各表一枝”才能让孩子们过得更开心。每一代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让孩子们感受到来自父母无条件的爱，就能够帮助他们鼓起迎接任何风吹雨打的勇气。

摘选自网络